日前公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宣布，废止劳动教养制度，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，健全社区矫正制度。18日，有媒体探访这两家劳教所，发现所内已经无劳动教养人员。劳教所虽未摘牌，但均转换为强制戒毒所，劳动教养审批亦早已经停止。(11月20日《潇湘晨报》)
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对于一些领域的改革，势必会给特定领域的特定人群带来影响其一生的意义。这场被誉为“十年来中央最具雄心”的改革，为这一届中央政府和领导人赢得了相当高的威信。拿废除劳教制度这一项改革而言，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再无劳教这种“权大于法”的现象出现，更意味着那些正在接受劳教的人员重新获取了人格和尊严。
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自由的呼吸更让人着迷。伴随着大学里劳教专业的废除、劳教所的职能转化与劳教人员的解散，我们可以宣布，中国将再也没有劳教制度了。对全国各地的回归社会的劳教人员而言，这意味着，他们再也不是“罪犯”，他们是合法的公民，他们可以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他们可以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但是，把这些曾经受到过公权力伤害的人放回老家，并不是劳教制度废除的终极目的。即便“恶制度”的废除与更正属于正常的社会变革范畴；即便“国家赔偿”并不能全部适用；即便不是所有被劳教的人员都是清白的，我们纠正一项“恶制度”也应该有一些后续工作。在笔者看来，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。
一是，要尽可能的恢复被劳教人员之前的正当合法身份和权益。比如说，对于重庆小伙任建宇而言，地方政府应当帮助其恢复合法的身份——大学生村官。再比如说，对于上访妈妈唐慧而言，地方政府要针对其上访目的——替女儿维权有所举措，维护好其整个家庭的合法权益，惩治犯罪人员。对于更多的不知名的被劳教的人员而言，媒体也有义务进行针对“被劳教无罪”的宣传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“被劳教”带给当事人的心理阴影和在性格上产生的自卑情绪。
二是，对公权力而言，当要收紧手中的权力，“制裁”现在只剩下了行政处罚和法律定罪两条路可走。如果说劳教是属于地方公安机关随意进行的一项处罚权力，那么，面对公民可以随时提出“行政复议”和“行政诉讼”的行政处罚以及可以对法律裁定提出上诉的法律量刑而言，权力执法的随意性将大大降低。如果公职人员仍然抱着之前的傲慢态度，以可以随意劳教别人的态度行事，必然会制造更大的民怨和纠纷。
“法与时转则治，法与时宜则有功。”政治就是一个自我修改的过程。钱穆先生曾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说到，“以前曾不断的修改，以后自然也仍非不断的修改不可。”劳教制度的废除，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。但是，这绝不是终点，面对并没有完全得到约束的公权力，整个社会需要帮助其斧正和删除的，还有许多许多。并且，在每一项“恶制度”被废除之后，政府和社会还有大量需要做的事，目的就是，让那些曾经被“恶制度”伤害过的个体与心灵消除心理恐惧，得到最大的安慰。唯有如此，“恶制度”才可能根除、不会复辟，创伤才可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抚平，每个人才会更加有尊严的活着。
发于11月21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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